我这一生都是个骗子。这并不是夸张。几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他人心中塑造一个特定的我。主要是为了被人喜欢，被人钦佩。也许事情比这复杂一些。但归根结底，我想要的是被喜欢，被爱。被崇拜，被认可，被他们为我欢呼，大概就是这样。我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但那并不是为了学习或提升自我，真正的目的是表现优秀，取得高分，入选校队。我并没怎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老是怕我做的不够好。恐惧促使我更加努力，于是我总是做得很出色，得到了我期许的。可是只要我拿到了最高分，或是进了市队，或是把到安吉拉·米德，可以摸她的胸部，我所有的感觉便只剩下恐惧，怕之后好景不长。下一次，或是我想要什么别的东西的时候。我记得那次在安吉拉·米德家的地下室里，她允许我把手伸进她的衬衫里，但我对她那对柔软且充满生命力的胸部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只在想，“现在我已经是米德让上到二垒的那个人了”。之后想起来挺可悲的。这是初中的事了。她是个慷慨、安静、自立又体贴的女孩——现在她是一名兽医，有自己的诊所——但我几乎从未真正了解过她。我除了自己在她眼中的形象，别的什么都看不到。她其实不只是个啦啦队员，不只是年级里数一数二的美女，她超出了那些青少年之间的拼比还有圈子什么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给她机会让她成为，或是把她看做她真正是的那个人，尽管我成功地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可以和她进行深层对话，渴望了解她内在自我的那么一个人。

后来我去做心理分析治疗，像其他人那样，差不多所有奔三十的有点小钱或者成了家或是自以为生活完满了但依然不快乐的人都去做分析治疗。我认识很多试过心理分析治疗的人。那其实没什么用，不过，治疗后所有人讲起话来好像都更清楚他们自己有些什么毛病，也学会了一些有用的词汇和概念，方便凑近乎聊天时用某种特定腔调发言。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之前在芝加哥做区域性广告，我曾在芝加哥从事区域广告工作，从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媒体购买职位跳槽后，29岁就成了创意副总监。人们都说我是个事业有成的幸运儿，但我却一点也不快乐。管它“快乐”是什么，当然我从没对任何人提过这些因为这听起来也太老套了——“浮华之后有谁看到小丑的眼泪”——同时我在乎的圈子里的人看起来都是些不露声色、讲话曲折并且鄙视此类陈腔滥调的人，那么我花费所有时间试着让他们觉得我也是个不形于色且厌倦一切的人就毫不奇怪了，我学着边打哈欠边审视着自己的指甲说些风凉话，比如，“‘我快乐吗？’这种问题一旦需要自问的话，那答案还有什么悬念可谈”之类。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培养某一种形象因此得到认同或是被接受，然后对那些认同完全无感因为它们和真正的我毫无关系，我厌恶透了这种骗子行为，但是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我尝试过以下这些方法：电击疗法、骑自行车往返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催眠、可卡因、骶颈按摩疗法、加入灵恩派教会、慢跑、为广告业理事会无偿工作、冥想课程、加入共济会、接受心理分析、参加地标论坛、学习奇迹课程、参加右脑绘画工作坊、实行禁欲、收集和修复古董级别的克尔维特跑车、甚至尝试在两个月内每晚和不同的女孩上床（我在61天内总共和36个女孩上床，还感染了衣原体，我把这事告诉了朋友，虽然我表现得很尴尬，但其实我希望他们大多数人会对此感到震惊——我觉得我做到了，尽管他们总是以开玩笑的态度来掩饰——但这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感到自己肤浅且猥琐，我失去了很多睡眠，工作时状态极差——那也是我尝试可卡因的时期）。顺便说一下，我知道这些挺无聊的，你感到无聊了吧，但是等会讲到我自杀后发现人死后那一刻瞬即发生什么，那一段就有意思多了。我那个单子上的最后一件事差不多就是精神分析。

我看的那个分析师还不错，是个大个子，年纪比我大，留着浓密的姜黄色胡子，态度亲切而随和。我对他生前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他是个不错的听众，看起来对我感兴趣还挺同情但又不那么亲密。最开始我怀疑他不喜欢我或是一接近我就觉得不自在。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习惯处理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真正问题的病人。他还有些喜欢逼人吃药。他试着给我开抗抑郁药物时我犹豫了，我就是不觉得吃药能够管用，让我觉得自己不那么混蛋。我对他说，就算药物真的有效，我怎么知道是我自己好转了，还是药物的作用呢？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是个骗子了。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不能拔身。我记得在开始的二十次左右的分析中，我一直假装自己很开放和坦诚，但实际上总是在用巧妙的话语搪塞他，或者牵着他的鼻子走，基本上就是在向他证明我并不是那种毫无头绪，不知道自己真正问题的病人，也不是那种与真实自我完全脱节的人。说到底，我是在试着向他证明我最起码和他一样聪明而且他看到的关于我的事我差不多都了解并想清楚了。但与此同时我又希望得到帮助，我是真的去求助的。在分析疗程的前五六个月，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有多么的不快乐，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抱怨不断的自恋的小资产阶级，尽管我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我内心深处就是这样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特别喜欢这位分析师的办公室——一片混乱。到处都是书和文稿，每次我坐下之前他都得把椅子上的东西挪开。办公室里没有长沙发，我坐在沙发椅上，他坐在我对面那把陈旧的办公椅上，椅背上有一大块黑色按摩珠方垫，就是是出租车司机用的那种。我也挺喜欢这把椅子的，看上去显得比他小一号（他是个大块头），所以他得稍微含胸，双脚蹬地才能把自己塞进去，有些时候他也会把手垫在脑后，向后靠，弄得椅背吱吱作响。翘着腿和别人说话的人看上去总会有些傲慢或是居高临下，这把椅子杜绝了这种可能：他要是翘起腿，膝盖可是会抵到下巴的。就算这样，他居然从来没有为自己买把更大更好的椅子，甚至没有为那椅背组件的弹簧上点油，让它别那么响，那要是我的椅子，让我坐一整天，我肯定会被这咯吱咯吱的声音逼疯了。这些都是我第一次来就发现的。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还洋溢着烟斗烟草的气味，挺好闻的，再加上古斯塔夫森医生从来不记笔记，不是只问不答，也没有任何其他典型分析师会有的特征，要是那样可怕我是没办法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的，就算治疗有效也不行。总而言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亲切、杂乱无章、放松的家伙，当我意识到他是不会逼我停止反击，停止预测他的问题，停止我无所不知的伪装之后，事情尽然开始好转了——不管事情如何发展，他总是会拿到那65美金的——最终我向他坦白，说我是个骗子，说我有疏离感（我显然用了个高雅的词，但我没有说谎）并且感觉自己无法从此中脱身，只能悲惨地度过余生。我告诉他，虽然我是个骗子，但我并不责怪任何人。我是被领养的，但是那时我还是个婴儿，而且我的养父母比我认识的大多亲生父母都要慈爱，他们从没大声骂过我，没有虐待我，没有逼我要在美国棒球大联盟获得.400打击率，上大学时我本有去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的奖学金，但他们为了让我去名牌大学，再次按揭为我交学费，这种事情数不胜数。从来没有人对我使过坏，我卷入的每一个问题起因都在于我。我是个骗子，我孤独这一点也是我自己的过错（他的耳朵在听到“过错”时立了起来，这个词可不简单）因为我总是那么自我中心，那么假惺惺，我看待一切只有一个角度：这事如何影响了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营造我渴望留下的那种印象？我说我很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难的是停止这种行为。我还向古斯塔夫森医生坦白了我在分析早期的那些混蛋行为，那些力求表现我是多么自我感知敏锐的所作所为。我告诉他我早就知道在心理分析时绕弯子耍花枪，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但却依然不由自主。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微笑。我没有说他脾气不好或缺乏幽默感的意思，他长着一张友好宽大的脸，也不摆架子，不过那是他第一次像常人聊天时那样微笑。但是，与此同时，我已经预感到我会听到些什么，他接下来的话随即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明白了你意思的话，你在说你实际上精于算计摆布他人，你说每一句话的目的都是赢取他人的认可，或是在他们脑海中将你塑造成某种形象。” 我表示他的总结有些过于简单，不过大致上还是符合事实的。他又接着往下说，如果他没看错的话，我觉得我被困在一种虚伪的生活方式中，甚至演变到，不论说实话对塑造某种形象是否有帮助，我都没办法和别人坦诚。我有些无奈地说，是的，我工于心计的那一部分大脑仿佛终年无休，好像我每时每刻都在和所有人下一盘棋，为了影响他们几步棋后的举动，不停地做这做那。他问我是否下国际象棋，我告诉他我从初中以后就没再下过，因为我的棋艺达不到我期待的水平。我告诉他，尽管我能看出谁是真正的高手，但我自己却永远达不到那个水平，这种感觉真的很令人沮丧。我不断夸张，希望能惹他分神，忘记那个我引诱他逐步接近的问题，避免他所谓的重大发现。但我失败了。他往后靠，身体陷入那把发出巨大噪音的椅子，为了戏剧效果作出一副沉思的神情 —— 他应该觉得今天这65美元的咨询费可没白拿。他边保持着凝重的表情，一边无意识地捋着自己的胡子。我几乎确定他会说这样的话：‘既然这样，你怎么可能告诉我你刚刚说的这些话？’也就是说，既然我是个骗子，我怎么可能向他坦白这一点，也就是说，他发现了我逻辑上的矛盾，一个驳论。于是我开始装傻，也许是为了配合他，让他可以指出这一点，我有点希望他要比我预想中更具洞察力。我还有一些喜欢他，我乐意看到他发自内心喜悦的样子，他为能帮上忙而感到兴奋，但又注意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以便使我认为他的兴奋不过是友善，对我的案例只是略感兴趣之类的。你很难不喜欢他，他的举止让人感到非常亲切。他身后那面办公室墙壁上有两幅裱了框的海报，一副是魏斯画的，在麦田中向农舍爬去的女孩，另一幅是塞尚的静物画，两个放在碗里的苹果。（其实，我只有在看到画下方艺术学院特展的宣传横幅后才知道那是塞尚的画。这幅静物画看起来有些令人不安，因为透视法或风格有些奇特，使得桌子看起来歪斜，苹果看起来几乎是方的。）显而易见，这两张海报是为了来访的病人们贴在墙上的，有许多人在谈话时就喜欢四处打量，或者盯着墙上张贴的东西。不过我大多数时候都可以直视他。他的确有某种让人放松的特殊本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很清醒，这并不代表他有足够多的洞察力或功力，能找到一个对我有帮助的方法。

我在学校学习数学逻辑课程时，独立发现了一个我称之为“欺诈悖论”的逻辑悖论。我记得那是一门本科基础课，注册的学生很多，每周在礼堂由教授上两堂课，每周五还要在一名生命中除了数学逻辑别无他物的研究生助教带领下参与小型讨论。（只要你坐下来，用教授编辑的指定教科书，记住不同的论证模式、正常形式和一阶量化的公理，你就能在这门课上得高分。这门课就像逻辑本身一样清晰和机械化，只要你投入时间和努力，最后就会得到好成绩。）欺诈驳论是这样的：你越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吸引他人的羡慕和赞叹，你内心深处就越发空虚，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你是一个骗子。你越是内心空虚，便更是变本加厉花费精力，经营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美好崇高的形象，决计不能让他们发现你是一个多么肤浅奸诈的小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你也许会认为，一个还算聪明的十九岁少年认识到这个驳论之后，会停止自欺欺人，下决心做回自己（管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看到欺骗他人是一条无穷尽的不归路，最终你心中只会布满孤独和恐惧，被别人孤立，等等等等。可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处于更高阶的无名驳论，我没有为它命名，我做不到。在十九岁时发现第一个悖论只是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我从至少四岁开始就一直是一个空洞、虚假的人，当我对继父撒谎，因为我在他问我是否打碎了碗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说我做了，但是以一种笨拙、不可信的方式“承认”，那么他就不会相信我，相反地，他会认为是我的姐姐费恩，我养父母的亲生女儿，是她打碎了那个我养母继承并深爱的古董摩瑟水晶玻璃碗。而且，这还会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弟弟，一心要为费恩消灾免祸，甚至愿意为她撒谎，把过错包揽在身。我解释得不是很清楚。首先，我当时只有四岁，所以这些想法在我头脑中涌现时都不是以字句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更像是一些感觉、联想、飞闪而过的父母脸上不同的表情。但这一切发生的都是那么得快，仅仅才四岁，我就弄清楚了如何通过知道我会在我继父心中产生什么影响来创造一种特定的印象，我知道我应该以一种不可信的方式“承认”我打了费恩一拳，偷了她的呼啦圈，跑下楼，在餐厅里开始转呼啦圈，旁边就是我继母所有的古董玻璃器皿和小雕像，而费恩，忘记了她的手臂和呼啦圈，因为她担心碗和其他玻璃器皿，她跑下楼来，大声喊着我，提醒我我们不应该在餐厅里玩耍的规则。这样，通过以一种故意不可信的方式撒谎，我实际上可以得到所有直接撒谎所能得到的东西，还可以显得高尚和自我牺牲，还可以让我的继父母感觉良好，因为他们总是在他们的孩子做了一些显示品格的事情时感觉良好，因为每当他们的孩子做了一件显露品性的事情，他们总感到塑造孩子性格之功劳也有他们的一份。我这一段说得很乱，很快，是想反应我当时的体验：我抬头看到养父宽阔而和蔼的脸庞，他手举着两片水晶玻璃碗的碎片，正在夸张他的愤怒程度。（他总是觉得昂贵的收藏品应该被安全地储藏在某个地方，而我养母的想法则是，如果从来也不给人欣赏，那为什么还要花功夫收藏好东西。）我意识到可以利用某种表象让他产生某种想法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别忘记我当时不过四岁。我不能说那是一种糟糕的感觉——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好极了。我感到自己强大，聪明。好比你正在完成一幅拼图，手中握着一块拼图却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哪里或是如何把它塞到一个合适的洞里，然后灵光一现，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或指出任何原因，你忽然可以看到只要将那块拼图稍作旋转就可以将其归位，然后你成功了，也许我应该说那一刹那你突然觉得与某种更大的事物产生了交集与万物融合就同那块拼图一样。我只是没能预料到费恩的反应，她被指认为打破玻璃碗那个人，被惩罚，在她拒绝承认曾在餐室内玩耍后受到更多惩罚，我养父母认为让他们更不安和失望的是她撒谎这件事，而并不是那只玻璃碗，他们说那毕竟只是一件物品，从大局看来无足轻重。（我养父母就是这样讲话的，他们是有崇高理想和价值观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所有家庭成员在交往中做到完全诚实，在他们看来，撒谎是你所能做的最糟，最让人失望的事。顺便说一点，他们教训费恩要比对我更严厉，不过这也只是他们价值观的延伸。他们在乎公平，希望我能感受到他们视我如己出，爱我不亚于费恩，这样我才能体验到最充足的安全感和爱，有些时候这种对公平的重视导致他们在处罚这件事上做得比较过火。）所以呢，最为伤害费恩的不是具体的惩罚，而是被误认为撒谎者这件事。她当时只有五岁。被当作骗子，或者相信人们认为你是个骗子是一件可怕的事。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种感受。虽然我并没有相同的直接体验，但我肯定如果人们在你说真话时不相信你，那感受一定加倍可怕。我觉得费恩并没有彻底走出这件事，高中某一年我们发生争执，费恩愤怒地冲出家门时回过头对我喊了一句难懂的话，除此之外我们俩都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她是那种经典的问题少女——抽烟、化妆、成绩差、交比她年纪大的男朋友——而我却是父母的宠儿，成绩出众还体育优秀。可以这么说，就外表和行为而言我要比费恩做得好，不过她最终安定下来了，上了大学，现在也过得不错。她是一个极为有趣的人，有不动声色且微妙的幽默感——我很喜欢她。我想说的是那就是我成为骗子的第一天，打破玻璃碗那件事并不是我成为骗子的原因，也不是我需要心理分析才能克服的童年阴影。我身上骗子的成分一直都在，如同那一块拼图，在你看出它具体的位置之前就可以确信它是整体拼图的一部分了。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可能我生身父母之一是骗子或者有某种欺诈基因之类的东西被我继承了，不过那是一条死路，我没法查清楚。就算我知道了，那会有什么不同吗？我仍然会是一个骗子，依旧得面对我的痛苦。

再次强调，我知道这种表述方式可能显得笨拙，但关键是，在古斯塔夫森博士给出他的大胆的归谬论证之前，他故意戏剧性地停顿了片刻，而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想法都是在这个片刻期间在我脑海中闪过。他的论证是，如果我向他坦白了我的欺诈行为，那我就不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是知道思想是以何种速度飞驰于头脑中的。你可以正在上班，开头脑风暴之类的创意会议，在人们回顾笔记，等待下一个演示开始的那一小段沉默期间，飞腾过你大脑的内容可以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连整场会议的时长都远远不足把那几秒中的内容整理为字句所需的时间。这又是一个矛盾：我们一生中许多最重要的想法和念头是以那么快的速度闪现，连“快”都形容不了，它们好像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连贯钟表时间，和我们用来彼此沟通的那种线性一字一句的语言几乎没有关系，要讲清楚那电光火石即逝的想法完全可以消耗一辈子的时间，尽管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明白这不过是场哑谜游戏，人人都只是装模作样，然而我们好像仍然试着用英语（当然了，不同国家出生的人自然使用不同的母语）向别人传达我们在想什么，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我们的内在对于语言来说过于迅速、过于庞大、互联过密，所以每时每刻，语言最多只能勉强描绘出整体的一丁点轮廓。在你临死的那一刻，我指的是在你“正式”死亡之后，在之后的事情发生之前那趋近于零的微秒间，这些想法、记忆、体会、情感等等在我们头脑中的速度要更快（无法想象、无以比拟的快），以至于你的一生在你眼前闪过那个老套的说法并不是完全的谎言，尽管我们这里说的“一生”并不是按顺序发生的（你出生，然后躺在婴儿床上，然后又踏在棒球场的本垒板上，诸如此类），往往人们所说的“一生”就是他们累加起来的一系列离散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瞬间。其实不是那样。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说法就是所有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同时”说的也不是我们生平习惯的连贯时间中的一个具体片段，而且“我的一生”这个概念的意义和我们平时提起“我的一生”时脑海中的联想所差不是一星半点。最基本层面发生的事情被语言和有序时间蒙蔽。可同时我们只能试图使用语言来了解它，试图创造些什么，与任何人产生有意义又真实的连接，这里又有一个矛盾。古斯塔夫森医生（我之后会再次见到他，会发现他与那个在办公室背靠着按摩珠椅子，那个身怀结肠癌而不知，只是自觉在上厕所时不大舒服（如果持续下去最好得预约去医院和他的内科医生谈谈），那个苍白无力且压抑的大块头几乎无关）。后来，他会说人在生命尽头时那种“我的一生在我眼前闪过”现象更像是海洋表面的波浪白沫，也就是说只有在你下滑、陷入海洋的一刻，你才开始意识到海洋的存在。当你作为浪花末端的白色泡沫浮在海洋表面，你也许会表现得如同你知道你不过是大洋上的白浪，但是你内心深处并不相信海洋的存在。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好像是一片无法相信它所属大树之存在的一片树叶，等等。这样的说法可以有很多。

当然，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看似最核心、最主要的悖论，那就是我一直在说语言是如何匮乏，而时间也不是线性的，但是我们却以语言沟通，而且你必须从第一个词开始，然后按时间顺序逐个词听下去，才能理解我说的话，所以如果我说语言和连续的时间一点都不重要那么你可能会奇怪，我们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继续聊下去，浪费你宝贵的时间，这不是我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吗。更何况也许我说知道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完全是在吹牛逼——如果我真的自杀了，那么你怎么可能听到我讲话呢？也就是说我是个骗子。没关系，你怎么想其实无所谓。我是说，这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或者你认为它很重要——这不是我说的“不重要”。我想说的是，你对我怎么想并不真正重要，因为尽管表面上看，这并不真的关于我。我只是试着勾画出我死前生活的一小部分，讲讲为什么我觉得我自杀了，为你提供一些背景信息好明白为什么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还有它是怎么影响了这故事的核心人物的。也就是说这好比是一段概括简介什么的，本来就打算简短粗略些。。。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费了太多时间和语言了。如果你琢磨一下，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哪怕我们要表达的是最微小的事件，也会显得多么笨拙和费力。迄今为止你觉得过去了多长时间？

古斯塔夫森医生如果成为扑克玩家或是骗子，可能会表现得很糟糕。原因之一就是每当他觉得分析到了关键时刻，他就会故意抵着椅子往后靠，这时椅背会发响亮的噪音，他的脚也会勾起来，露出鞋底。他擅长让这姿势看起来舒适且自然，好像这有助于他思考。这个动作稍微有些过于戏剧化，但也不失可爱。顺便说一句，费恩的头发是红色的，她轻微不对称的眼睛是绿色的——那种人们购买有色隐形眼镜才能得到的绿色——这给予她某种女巫似的魅力。总之我觉得她很有吸引力。她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沉着、机智、自给自足的人，可能有一丝大龄未婚女性特有的寂寞气息。事实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这几乎是一个陈词滥调，每个人都知道。所以，我本性中欺诈性的另一层面即：我假装我的寂寞是特殊的，假装我寂寞是因为我特别虚假空洞。其实，这一点都不特别。我们都这样。多了去了。生前生后，古斯塔夫森医生对这些都比我了解得多，所以当他说出以下的话时，他带着发自心底的权威和愉悦（其实对于那么明显的结论来说，这态度可有些不妥）对我说：“可是，如果你本质上是虚假的，擅长操控，无法诚实地表达你真正的自我，尼尔（尼尔是我的名字，我被领养时我的出生证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么你是如何放下摆布他人的倾向，刚刚对我坦白你的内在的呢？（对，我们还在那一刻，尽管我们已经花费了那么多字句来解释在刚才和现在这么个微小的间隔期间穿过我脑海的部分想法）” 所以，我关于他那重大逻辑发现的预测是正确的。虽然我陪他玩了一会儿，以免戳穿他的幻想，我内心深处十分沮丧，因为现在我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样容易被操控，他的智力远远不足以带给我希望，不足以帮助我离开这个自我构建的，充满欺诈与不幸的陷阱。因为事实上，我承认自己是个骗子，并在前几周与他绕弯子，承认我之前是在操控他，好让他意识到我是多么异于常人，这坦白本身又是一种操控。自然，古斯塔夫森医生既然在私人诊所业生存下来，不能完全对人性愚昧无知，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已经注意到我在分析的最初几周中做了大量的辩论和炫耀，因此他已经对我显然迫切需要给他留下某种印象的需求得出了一些结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有可能他已经把我看作是一个基本上空虚、不安全的人，我的一生都在试图给人留下印象，操纵他们对我的看法，以弥补内心的空虚。毕竟，这并不是一种特别罕见的性格类型。所以，我选择对他“坦白”，公开诊断自己，只不过我确保古斯塔夫森医生明白我作为一个病人是多么罕见，敏感而自知的进一步行为。他的所观所想我都了然于心，并且我可以随时将他的认识转化为我的战术优势，以便塑造我希望他在那一刻看到的我。他所谓的发现——即我的虚假人格不可能像自己所说那么彻底无望，因为我对他诚实的能力在逻辑上反驳了我声称自己无法诚实的观点——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他能够洞悉我本质中某些我自己尚未能够看到或者理解的特性，所以只要他指出我行为和观点中的不一致性，就可以带我离开陷阱。他对此发现感到暗暗得意而兴奋，但这发现不但显而易见，它还是错误的——这是令人沮丧的，就像发现某人是如此轻易就被操控总是令人沮丧。欺诈驳论的一个推论是：你即想愚弄你遇到的每一个的人，又总是希望能够遇到与你匹敌的对手。心理分析已经是我最后一根稻草，我之前也说过了，我已经试过了一系列不同的手段，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乎，说我感到沮丧其实是轻描淡写。完全不足以形容我的真实感受。而且，我花钱雇他帮助我走出陷阱，但他表现出他没有完成这任务的能力。所以，我重新考虑了继续咨询的前景：每周两次开车来他办公室，花钱又费时间，只是为了以分析师看不懂的方法引导他，让他认为我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虚伪，认为我正在分析过程中慢慢认识到这一点。这代表着他在分析中得到的要比我多，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在延续我的虚伪。

尽管这些听起来乏味琐碎，我想，你应该对我的处境有些初步认识了。如果没有别的，你至少看到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令人疲惫和唯我。我一生中一直是这样，至少从我能记起的四岁开始就是这样。当然，这是一种非常自私愚蠢的生活方式，你当然能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否认我分析师的终极潜在观点（也就是，我所认为的我是谁和我是什么，并不是我真正的自我），就算我认为那是错误的，其实那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原因并不是古斯塔夫森医生所认为的那样，他紧靠着椅背，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轻捋茂密的八字胡，一边向装傻的我解释，那个他自认为超出我理解范围的驳论。

在接下来的几个疗程期间，我又以另一种方式装傻：我列举了各种我在追寻率真无心机的存在过程中的一系列欺诈行为，以此抗议他那乐观的诊断（这些都无足轻重，因为此时我已不再对古斯塔夫森医生失去了信心，开始思考有哪些无痛而且不会让发现我的人感到恶心的自杀方法）。在此，我就不把那些欺诈行为都详细列出来了。我简单地回溯了童年（分析师总是希望你那么做）并合盘托出。部分原因是我好奇他能忍受多少。比如，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从真正热爱棒球，热爱被喷水头打湿的青草气息，一边反复拍打着手套一边大喊“嘿，击球手，击球手”，热爱球赛开始时，悬挂在天空低处那轮红色肿胀的落日，热爱球赛接近终结，在余辉中伴随着哐当响声开启的弧光灯，熨烫球服时缭绕的蒸汽和那股灼热洁净的气味，滑垒后的尘埃落定，在泡沫塑料冷藏箱之间架起便携椅，穿着短裤和橡胶凉鞋的家长们，用指头钩着挡球网玩，在坏球后四散跑开的的小孩子们。裁判汗水和须后水的气味，他弯下腰用来清扫垒板的小笤帚。热爱踏在垒板上，觉得一切皆有可能的心情，好像有一枚太阳在我胸内燃起。我告诉他在我约莫十四岁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担心我的打击率，担心是否能够再进市队，这种忧虑让我不再喜欢在比赛前熨烫制服，因为这给我过多时间去思考，站在那里担心当晚的表现以至于我甚至注意不到熨斗发出的轻声叹息，在我按下按钮时，注意不到蒸汽那股独特的气息。我是怎样摧毁了一切事物最美好的部分。我告诉他，有时我感觉自己其实睡着了，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有一天也许我会在迈出一步后突然醒来。那是为什么我加入了内珀维尔市的灵恩教会，试着在精神上被唤醒，而不是继续生活在欺诈的迷雾中。圣经说，“真理必使你自由” 。这就是贝弗利-伊丽莎白．斯莱恩喜欢称之为我的宗教狂阶段。灵恩教会的确对我遇到的许多教友有所帮助。他们谦卑、虔诚、慈善，无私地为教会做出贡献，为教会的新计划（建立一座于立于新神坛上的巨大玻璃十字架，十字架的横梁被点亮，装满空气充足的活水和各种美丽的鱼儿）不知疲倦地献出资源和时间。（鱼是灵恩教会一个显著的基督象征。最虔诚和活跃的教徒中有很多人的保险杠贴纸上没有文字，只有一条鱼的轮廓——我认为这种低调十分真诚优雅）。但我实际想说的是，我是如何从一个希望觉醒，希望不再做个骗子的人，瞬即变成一个急于用我的虔诚和活力震撼教会的人。我自愿在礼拜时帮忙收集捐款，从不错过一次查经班，还同时参加了两个委员会，一个为新神坛筹款，另一个决定十字架横梁将使用的设备和鱼类。此外，我还经常站在前排，在回应领祷时叫得最响，挥手最为激动，以显示我被圣灵依附，我还用方言祷告（主要发出很多带d和g的气音），当然了，我只是在假装以方言祷告，因为我周围的所有会众都感到圣灵光顾而说起方言，兴奋中的我都骗过了自己，真的以为被圣灵充满从而讲起方言，实际上我只是反复大叫“度噶木噶尔郭德郭”。（也就是说，因为我是那么希望成为重生基督徒，我都以为自己的胡言乱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比普通英语更能真实地表达伟大的圣灵穿越我身的感受。）这一切持续了大约四个月。更不用说，每次当在史蒂夫牧师穿过人群，用他掌根轻拍我额头时，我都会故意朝后倒下，而不像我周围的人那样是被圣灵击倒（有一个人甚至晕了过去，需要被唤醒）。有一个周三的夜晚，当我结束祷告走向停车场时，我突然感受到一阵自我意识或其它什么东西的闪现，我突然不再欺瞒自己，并意识到我过去几个月来又欺骗了整个教会，我所作所为不过是因为真正的会众都是那样做的，而我希望所有人都认为我是真诚的。我的自我欺骗是那么鲜明，那个念头几乎把我打倒了。事实上，比起教会执事和哈尔博施塔特夫人第一次上我家传教，劝我考虑皈依之前，在教会里假装是一个重生的真诚信徒让我在欺诈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因为在这之前，我最起码没有在欺骗自己：自从19岁以来我就知道自己是个骗子，但我好歹能够承认并直接面对自己的欺诈行为，而不是欺骗自己。

以上一切都是我和古斯塔夫森医生关于欺诈这场漫长伪辩论中提到的内容，细节甚多，不可能花时间跟你一一道来，所以我只告诉你一些最为夸张的例子。与古斯塔夫森医生的对话更像是一场持续多次的会诊，我们来回讨论我是否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期间我对自己的参与越来越感到厌恶。到了精神分析的这个阶段，我几近决定他是个白痴，或至少在洞悉人们真正问题上能力非常有限。（他的胡须，和他总是玩弄胡须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个毛病）坦白讲，他看到的只是他想看到的，这意味着我可以把他轻松拿下，随意在他心中创造任何关于我的想法或印象。例如，我告诉他我试过慢跑，那期间每当有人开车经过或从院子里抬头看时，我都执意加快步伐，更加用力地摆动手臂，导致生成骨刺而不得不放弃慢跑。我还花了两三次会诊的时间讲述我在唐纳斯格罗夫社区中心初级冥想课上的经历，这是塞特尔曼·多恩公司的梅利莎·贝茨推荐我去参加的。在那里，我总是凭意志力逼迫自己保持完全静止，双腿交叉，背部笔直，当其他学员都已放弃，倒在垫子上捂着头颤抖时，我仍旧如此。从第一节课开始，尽管那个小个子棕色皮肤的导师告诉我们一开始只要努力保持十分钟的静止就好，因为大多数西方人的心智无法维持超过几分钟的静止，专注冥想，不然就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适，尽管我的膝盖和下背部如同火烧，尽管我的胳膊上好像有成群昆虫爬行并从头顶射出，但我总是能保持绝对的静止，专注于用下腹吸进呼出我的生命能量，坚持得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长，有时长达三十分钟。虽然古尔普里特大师的面部表情难以捉摸，但他还是给了我一个深沉且看似尊敬的鞠躬，并说我坐得几乎像座充满正念安宁的活雕像，令他印象深刻。问题是，课外我们还应该在家继续练习冥想，当我独自一人尝试时，我似乎无法静坐，呼吸不过几分钟，我就感觉自己快要爬出自己的皮肤，不得不停下来。我只有在课堂上与大家一起冥想时，也就是说只有我被他人观察时，才能坐得下来，表现得安静专注，能够忍受那些难以置信的不安和糟糕的感觉。就算是在课堂上，我主要专注于保持完全静止，保持正确的姿势，保持我的脸上有一种深沉平和的表情，以便被作弊者睁开眼睛看到，同时也确保古尔普里特大师会继续重视我，昵称我为“雕像”，而不是专注于我的生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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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课程的最后几次课上，当古尔普里特大师告诉我们只需静坐，专注到自己感到舒适为止，然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终于用小银器敲响他的小铃，宣告冥想时间结束。那时，只有我和一个极其瘦弱、苍白的女孩还能静坐并专注整整一个小时。她带着自己的冥想凳来上课。虽然在不同时间点，我会感到如此痉挛和烦躁，脊椎上感觉有蓝色的火焰升腾并从头顶无形地射出，我的眼睑下不断爆炸出色彩斑斓的光斑，以至于我想要尖叫着跳起来，直接从窗户跳出去。课程结束时，还有机会报名参加下一期名为“深化实践”的课程，古尔普里特大师给我们几个人颁发了不同的荣誉证书，我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日期，用黑色书法字体题写着：冥想冠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西方学生，雕像。只有在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最终有点妥协，告诉自己我在家里晚上躺着时也在练习冥想，专注地跟随我的呼吸入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惊人的助眠方法），我在梦中才意识到古尔普里特大师很可能一直都看穿了我，证书实际上是对我一个微妙的讥讽或者是开我玩笑。这意味着他在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个骗子，根本没有真正安静下来的心思，只是在不停地计算如何给人留下印象，以达到正念和尊重我真正的内在自我。（当然，他似乎没有发现的是，事实上我似乎根本没有真正的内在自我，我越是试图真诚，内心就感到越空虚和假冒，这一点我直到和古斯塔夫森医生尝试分析时才告诉别人。）在梦里，我在奥罗拉的市中心，靠近珀尔辛坦克纪念馆和钟楼附近，我在梦中做的事情是用一把巨大的铁凿和一个像嘉年华游戏中用来敲打温度计顶部铃铛的大锤子雕刻一座巨大的大理石或花岗岩自我雕像，雕像终于完成后，我把它放在一个大乐队台或平台上，并花所有时间擦拭它，阻止鸟儿在上面停留或排泄，清理周围乐队台的垃圾和草地。在梦中，我的整个人生就这样闪过，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来回移动，像雨刷一样一遍又一遍，我似乎从未睡觉、吃饭或洗澡（梦发生在梦境时间，而不是醒着的、按时间顺序的时间），这意味着我被判定一生都只是雕像的一种看守者。我并不是说这很难理解或难以揣摩。从费恩、古尔普里特大师、那个有自己凳子的厌食症女孩、到姜曼利，以及公司里的人和我们购买时间的一些媒体代表（那时我还是一个媒体购买者）都路过，有的人甚至多次路过——有一次梅丽莎·贝茨和她的未婚夫甚至在雕像的阴影下铺开毯子，举行了一次小野餐——但没有人看过来或说什么。这显然是另一个关于欺诈的梦，就像我在梦中假装是个大明星站在舞台上，但实际上我只是对着台下我的继父母的老妈妈和爸爸的唱片假唱，有人不停地把手放在唱片附近，好像要让它跳针或刮擦，整个梦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这些梦很明显，它们是我的潜意识发出的警告，我是空洞的，是个骗子，整个骗局迟早会崩溃。我继母另一个珍爱的古董是她祖父的银口袋里的怀表，在表壳内部刻有拉丁文“respice finem”。直到她去世后，我的继父说她想让我拥有它，我才费心去查这个词，之后我就有了一种和古尔普里特大师的证书一样的爬行感觉。雕像梦的噩梦般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太阳在天空中来回奔跑的方式，以及我的整个人生就这样在市中心一晃而过的速度造成的。这显然也是我潜意识启迪我，冥想导师一直都看穿了我，之后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去退还“深化实践”课程的费用，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不可能去上课，尽管与此同时，我仍然幻想着古尔普里特大师会成为我的导师或上师，用各种难以捉摸的东方技巧来指导我如何通过冥想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